饒家駒神父:難民保護區

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人民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做出了重大貢獻。 同時中國人民的抗戰也得到了各國人民廣泛支持。有一位法國人以博大的仁愛之心,為中國百姓免遭日軍殺戮,在上海南市創設了難民區。 有人把他比作“中國的辛德勒”——辛德勒拯救了1200多名猶太人,而他則保護了幾十萬中國人。 他就是被譽為“難民之父”的法國耶穌會神父饒家駒。

從前國內有關法國神父饒家駒很少報道。 美國學者阮瑪霞(Marcia R. Ristaino)在研究二戰期間到上海避難的外國難民歷史時,在文獻中多次遇到饒家駒這個名字。 他的名字往往同抗日時期成千上萬的中國難民的救援連在一起。 出於好奇,她開始了對饒家駒的研究,她東奔西走,挖掘整理他的歷史。 當阮瑪霞來到中國上海時,聯系上了上海師範大學蘇智良教授, 兩人對這位曾經在日軍侵占上海時,救援幾十萬上海難民的老人分享著共同的興趣。

2008年,阮瑪霞的《饒家駒安全區:戰時上海的難民》一書由斯坦福大學出版社出版。 2011年,此書作為“海外中國研究叢書”之一被翻譯成中文出版,譯者白華山是蘇智良帶的第一位研究生。


饒家駒神父(1878~1946)

  饒家駒,本名Robert Chales Emile Jacquinot de Besange,1878年生於法國西部桑特小鎮。 他16歲加入耶穌會,然後在英國和比利時修道、獲得學位,1913年,他三十五歲時被天主教耶穌會派往中國傳教。 他最初傳教的地方是徐家匯,在徐家匯學習了一段時間中文後,他給自己起了個中國名字——饒家駒。

饒家駒身材高大,氣度不凡。 法語是他的母語,英文和拉丁語非常流利,並且能夠操一口漂亮的普通話,還能夠說上海話,還有流利的日語。 所以他在語言上為他接下來在難民保護方面與各界的聯系溝通奠定了很重要的基礎。

他早年任徐匯公學監學,兼教法文和化學。

饒家駒在虹口的聖心堂管理天主教外僑,因此他跟很多國家,包括日本的教徒也建立了聯系。 同時他的身份非常多,譬如說他是公濟醫院理事會的主席、天主教所辦的一些學校的童子軍的指導員、 還兼任了駐滬的法軍和萬國商團隨軍的神父。 他居然還是個中校。


南市區

南市難民區

  1932年一二八事變時,日本軍國主義發動“一二八事變”,悍然侵略上海。戰事一起,大量平民深陷戰火之中,他(她)們亟需得到救助。 饒家駒擔任華洋義賑會會長,負責難民、傷兵的救援工作。 他利用早年建立的社會關系,親自出面與各方交涉,成功地使交戰的中日軍隊停火4小時,救出閘北戰區的難民和傷兵。 他的義舉也得到了社會各階層的肯定。

不幸的是,當神父冒險出入戰區,救護傷兵、難民,在閘北被飛彈擊傷,被鋸去右臂,從此成了“獨臂神父”。

  1937年八一三淞滬戰爭爆發,日本侵略軍向上海閘北、虹口、楊樹浦一帶大舉進攻,中國軍隊奮起反擊。 隨即戰火又向南市、金山、寶山、瀏河等地蔓延,日軍所到之處,燒殺掠搶,上海及鄰近地區成千上萬人流離失所。


無數難民湧入上海,聚集在民國路(今人民路)一帶

受日軍攻擊的上海滿目瘡痍,侵略者就在這一片黑暗中繼續燒殺掠搶。 成千上萬人面臨流離失所的境地。

上海從繁榮富庶

到一片廢墟

為避戰火,難民紛紛湧入法租界和公共租界。 難民最多時達70萬,租界內房屋已不敷居住,60餘個收容所人滿為患,又緊急增設10餘個收容所仍不夠。 大批難民露宿街頭,成年人每日凍餓死者逾百人,兒童每日死亡約200人。

租界當局恐難民滋事,也懼日軍尋釁趁機進入租界,便關閉法租界臨華界的鐵柵門,限時開放,並架設鐵絲網,以阻止難民蜂擁而至。 於是,無數難民被困南市,集結於民國路(今人民路)上,缺衣少食,處境悲慘。 上海市政府於9月7日公布難民救助辦法,各社會團體紛紛開展慈善活動。但難民太多,杯水車薪,收效甚微。 形勢嚴峻,上海各界人士憂心如焚,紛紛出謀獻策;一些國際友人也十分關切,饒家駒神父尤其殫精竭力。


1937年11月9日南市難民區宣告設立

  饒家駒目睹大量難民無家可歸,考慮到當時南市公共場所甚多,加之居民大量湧入法租界,留下大片空房, 於是向上海市長俞鴻鈞建議,在南市劃一區域接納難民,中日交戰雙方均不在此采取軍事行動。  


饒家駒與難民區監督委員會成員合影

  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當局恐戰火殃及,從切身利益出發,立即積極響應。 上海各團體及社會名流除憂心難民生計以外,還希望在戰火中有一方安全土地,保存豫園、城隍廟等古跡,也齊聲贊同。

  11月4日,俞鴻鈞批准設立南市難民區,並以不損失領土主權為前提,提出4項原則:

  一、不與日方洽商;

  二、此系國際間難民救濟性質,絕非變相租界,任何外國不得干涉中國領土主權;

  三、該區治安由中國警察負責,外國不得派兵駐扎,亦不需外國武裝警衛;

  四、不訂任何協議,凡不違反上述原則,中方予以考慮。 其中一、四兩項由國際紅十字會向中日雙方交換信函,加以確認;二、三兩項關系國家主權,後因上海淪陷而無法實現。


卡車運載難民進入難民區

  同時,饒家駒又向日方提出,對難民區勿施攻擊。 5日,日本駐滬總領事岡本季正答復:“同意該區域(難民區)只供市民居住時,保證不對之進攻,也不在該區域內進行軍事活動或敵對武力行為。 ”但又提出“該地區發生一切越軌情況時”,應向日方報告。


《申報》關於饒家駒撫慰難民的報道

  經過饒家駒的斡旋,得到中、日及租界三方當局同意,上海市政府於11月8日發告示: “中國紅十字會向上海國際委員會建議在本市滬南區劃出難民區,以為戰時難民暫時寄托之所 ……本府以事關救濟難民,為維護人道起見,業經呈奉中央核准照辦在案。 茲准於本月九日中午十二時起實行。”

  南市難民區南起方浜路,東、西、北三面至民國路,面積約占舊城廂三分之一。 下午4時,上海國際救濟委員會在議定難民區四周各路口豎立旗幟,上書大紅十字及國際救濟委員會中、英文名稱。 11月9日下午,開始在方浜路各路口修築防御工事(沿民國路各路口原已有工事)。至此南市難民區區域正式劃定。


上海市政府關於劃定南市難民區的布告

與日軍協調中的饒家駒

就這樣,世界現代史上第一個戰爭時期的平民安全區——“饒家駒區”在上海誕生了。 據專家估計,這裡總共收容了約30萬難民。

  南市難民區設監察委員會,饒家駒任主席,總管區內諸事。委員會下設總辦事處,駐南市北區救火會內,年底移駐租界。 為便於管理,難民區分9個分區。 每區由難民選舉一名中國人任區長,下設總務、文書、訓導、給養、庶務、衛生、清潔、登記、調查、醫務各組。 年底以後,難民區監察委員會名義上仍受上海國際紅十字會領導,實際上已受制於偽大道市政府“南市自治委員會”。


《良友》畫報關於南市難民區的整版報道


安全區是饒家駒神父首創

  社會各界和國外組織踊躍以實物、錢款捐助難民區。 法租界當局發行“法商救濟難民慈善獎券”,每期收益90%撥南市難民區。 公共租界實行“自願繳納娛樂捐”,向飯店、娛樂場所抽稅,用於救濟難民。 上海不少機關、團體承諾供應給養一周或一旬;伶界發起義演,集款資助難民; 女校學生編印刊物《The Girl’s Delight》,義賣籌款,她們還上街勸募。區外難民也有節食捐獻者。

  市救濟分會第一收容所難民節食29袋面粉捐助;“三一三難民販賣團”絕食一天,節資6元,購大餅600餘只送難民區。 財政部長孔祥熙曾撥款5萬元給饒家駒,並說明其中4萬元專用於南市難民區。 為裝扮門面,日本派遣軍司令松井石根和艦隊司令長谷川清稱頌了饒家駒的“善舉”,並分別捐贈1萬日元。


難民排隊取飯

  11月9日,南市難民區建立第一天,先辟城隍廟、豫園、小世界及各學校、教堂為收容所,當即收容2萬餘難民。 10日夜間起,戰火燃燒至南市南部,難民往北奔逃,不斷湧入難民區,各收容所人數迅速增加。 據11月28日統計,難民區內有118個收容所,8.8萬難民。 此後原坐臥在民國路的難民也陸續被勸導入難民區,區內難民超過10萬,收容所達130餘個。


難民區熱水供應處

  難民區初建時,垃圾山積,糞便溢流,餓屍橫陳;同時輸水管道被毀,無自來水。 經各方磋商,由中國濟生會和紅十字會負責處理垃圾,由普善山莊掩埋屍體; 又通過法租界從新開河、老北門、方浜路接進三只大號水龍頭,臨時供水。


難民醫院

為難民注射疾病預防針

  當時難民生活十分艱苦,但尚能維持最低水准。初期每日上午9時和下午2時發放兩次粥。 以後根據登記人數改發大米,每人每日一罐(約6市兩),由戶主憑卡領取,同時每人每月發生活費1.95元,後因物價上漲,增至10元左右。 對區內居民按戶口限量供應平價米,每包售價16元。 另有慈善團體在城隍廟、積善寺分發饅頭,在老西門關帝廟施粥。 入冬,監察委員會將募集的大批棉衣、棉被分發給難民。 香港、新加坡運來了幾千袋衣物,有些不合時令的夏裝,幾件縫在一起成為夾襖,頗受難民歡迎。

收容所難童中學初中班的女學生

組織難童開展文藝活動

  難民區在豫園、梧桐路老天主堂等處開設7所難童學校,招收2000餘名學生,商務印書館提供教材,難民子女免費入學。 後因日軍盤查、干涉校務,強行開設日語課等,不得已停辦。 另在九畝地阜春街設殘老院,收殘疾老人130餘人;中華醫學會在區內設診所12處;萬竹小學內設流通圖書館。 區內還設草繩工場和板刷作坊,招收難民200多人,後因缺原料停辦。 繼而又開辦刺繡和花邊工場,由法籍拯亡會修女領班,收女難民為徒。


難民區的雜貨攤

  難民區時有管理不善之處,如,第七區區長任希彭虛報難民數額,克扣難民口糧,事發後家中搜出賑米若干、賑衣百套及綢布棉被百餘條。 又如1939年4月,難民區委托恆達洋行采購糙米1000包,其中數百包攙入稗子、砂石。 此外,區內還經常發生吸毒、賭博、酗酒、鬥毆等違規事件。


難民區中的吃食攤

 1938年5月,饒家駒遠赴美國、加拿大,為中國難民舉辦“一碗飯運動”等各種宣傳活動,並會見了羅斯福總統。 他從國民政府募集到了70萬元賑災款,在美國共募得100萬美元,美國紅十字會又贈款70萬美元, 加拿大捐款70萬美元,甚至從日本也得到了2萬日元。


饒家駒與難童在一起

  日方雖然表面承認南中難民區“不受武力攻擊”,但實際上從未放棄對這個區域的覬覦。 11月5日,岡本宣稱,“一旦中國軍隊被逐出其周圍地區,日本陸海軍有意占領此地區。” 12日中午,新北門障川路(今麗水路)竄出30多名日兵,在沙包上插太陽旗,用槍刺驅散周圍難民。 下午日軍2輛輕型坦克在民國路西向巡行,14名步兵尾隨,恣意查抄行人。經饒家駒交涉,日軍才未越過民國路。

  不久日軍又以士兵在難民區外巡邏時被人打傷為由,不顧國際救濟會申辯,強行開進難民區搜查。 翌年底,日軍曾將難民區總辦事處通租界的電話線剪斷,後經饒家駒據理力爭,才由工兵接通。 一次饒家駒與日軍交涉時,一名日軍士兵竟然用槍指著饒家駒。饒家駒毫無懼色,冷靜面對。懾於饒家駒的聲望,日兵沒敢扣動扳機。 又有一次饒家駒在處理難民區用水事項時,一陣流彈襲來,他的長袍被打出一個洞,身旁兩名巡捕不幸中彈喪命。


饒家駒與駐華英國陸軍司令斯莫利特視察南市難民區

  為加強對難民區的控制,日軍和偽大道市政府將難民和居民居住區域分為紅、黃區,後又分為21區,區與區之間人員不准來往。 同時將難民居住的區域縮小至小世界、青蓮庵、救火會、豫園、內園、珠玉業公所、露香園7處, 難民區出入口僅剩淘沙場和陳士安橋2處,分別由日兵和偽警把守。

  由於日軍在上海進行經濟封鎖,對米、棉、煤等物資實行嚴格管制,加之物價飛漲, 難民區的經費日漸枯竭,供給越來越困難,不得已降低供應標准。 1939年9月13日起,難民口糧由每日6兩減為3兩。 10月1日起居民停發口糧,對其中不能維持生活的4700人,另設3個收容所安置。 同時動員有工作能力的難民自謀出路,並疏散部分人員回鄉。 中共地下組織參與難民救助並積極動員難民投奔新四軍。 為此,饒家駒負責辦通行證,使難民船順利經過日軍封鎖線,到敵後抗日根據地。 此時,區內尚有難民19209人,收容所88個。


饒家駒陪同國際友人參觀南市難民區

1940年,上海時局漸穩,難民大多數回了家鄉; 1940年5月,歐洲戰場吃緊。 饒家駒奉法國耶穌會之命於6月16日離開上海去巴黎,從事戰時救濟工作。

1945年納粹德國戰敗投降後,受國際紅十字會的派遣,饒家駒又來到德國柏林,從事救濟德國難民的工作。 1946年,他病逝於柏林,享年六十八歲。


饒家駒的墓碑上寫著“仁者愛人”的中文字

1940年,饒家駒離開上海後,南市難民區缺乏主持人,只能宣告結束。 6月24日《申報》報道,難民區代理常務理事發表公告: “查本辦辦理救濟中國難民工作,瞬間三載,每年施放糧款,為數甚巨。 現為經費枯涸,無法繼續,經饒常委員在離滬之前,曾開會決議,定於六月二十日停止給養”, “所有口糧,展至月底為止,並准每名給予一個月之恩糧,作為遣散之資。”

  同時又稱,南市難民區遣散難民問題,除老弱者由安老院和新普育堂繼續收養,已全部解決。 7月3日,難民區監察委員會致函法國駐滬總領事館,宣告已於6月30日停止活動。

南市難民區歷時兩年八個月,在戰亂中先後安置了30餘萬難民, 並保護了城隍廟、豫園、沉香閣、廣福寺、慈修庵等古跡和大批民宅,與方浜路以南的斷壁殘垣形成鮮明對比。

對於這位“饒菩薩”的偉大義舉,中國社會各界都是看在眼裡。 早在1938年難民區落成之時,國民政府就親自向饒家駒致信感謝。 到1940年饒家駒離開上海前一天,難民區難民自發籌劃豎立饒家駒銅像,並人手一磚舉行了奠基儀式。 難民還提議將方浜路改為“饒家路”,方浜橋改為“饒家橋”,表現了對這位法國神父的感恩和眷戀之情。

  饒家駒對中國也懷有深厚的感情。他來華27年,其間沒有回過一次法國,把半生的精力奉獻給了中國人民。 他為廣大難民“抱己飢己溺之懷,施解衣推食之仁,奔走辛勞”,發誓“與難民區共存亡”。 他曾設想在戰火波及的每一座城市都建立難民安全區,還表示希望死後能葬在中國,並將自己的中文名字改為“饒家華”。 鑒於饒家駒在中國難民事業中功績卓著,國民政府曾向饒家駒頒發玉質勛章; 蔣介石也曾致函他,“代表全民族敬致最誠摯之謝忱”。

“饒家駒安全區”的設立,開創了一種模式,即在戰爭期間不僅要保護交戰雙方的傷員,也要保護戰區的平民。 德國人約翰•拉貝領導的南京國際安全區在成立之初,正是通過饒家駒神父與日方進行聯系,在南京大屠殺期間保護了20多萬中國難民。 此後,在抗戰期間的武漢、杭州、廣州、福州等地,“饒家駒安全區”的模式在不同程度上得到復制, 特別是1938年10月,在武漢淪陷前,饒家駒神父親自領導了漢口難民區的創建,再次救助了4萬中國難民。

在國際社會上,“饒家駒區”也頗具典範意義。 1937年11月起,紅十字國際委員會駐中國代表卡拉姆(L. P. Calame)多次參觀南市難民區。 經他提議,1938年,第16屆國際紅十字大會通過了《安全區決議案》,主要動因就是上海“饒家駒安全區”的成功實踐。 之後,1949年《日內瓦公約》及附件中關於戰時平民保護的規定,也可以看到南市難民區的影子。


上海南市難民區紀念碑

如今,在上海淞滬抗戰紀念館內還存有一尊饒家駒神父銅像,仿佛在向來往行人,默默述說著這個法國神父在華所做的的偉大事跡。


紀念館內的饒家駒銅像


“中國之友”饒家駒紀念章